城镇化饥渴症

城镇化表面上看上去很复杂，背后却是一系列看不见的资金在流动。不少地方政府在GDP崇拜和政绩驱动下，直接成为了城镇化赛场上的“运动员”，秉持“把钱用在看得见的地方才能更充分地体现出政绩”的激进理念，导致城镇化过程中的出现偏差现象：多次修编规划、短时间迅速拉大城市的框架、通过移山平整出更多的空地以便承载更多的产业、超前建造更多的宽阔马路和大型机场、巨资建造奢华体育场馆和巨大体量的政府办公大楼、把城市中心地区建成为展示城市形象与成就的“城市客厅”、不惜承接产能过剩的产业落户本地工业园。　　对某些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就如同家庭装修一样，似乎做什么都很容易，只是不同的是需要很多“地”和“钱”。地还算容易，可以“圈地”挤占农民的用地、可以发扬“愚公移山”、“人定胜天”的精神去“削山”开发山地和林地、可以发扬创新精神改变用地的性质，甚至还可以用钱来买地。然而，对有些地方来说，钱却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细看融资借债方面，由于国家《预算法》明文规定地方政府不可以举债，于是地方“创造性”地设立地方融资平台为地方建设融资，成为了普遍的“潜规则”。澳新银行的一份研报中称，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债高达9420亿元，其存量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增长了十倍，城投债大大缓解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但它本身是地方政府表外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伪市政债券”。地方政府借道融资平台从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融资，并没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所有债权最终都由中央财政提供担保。因此，理论上讲，他们可以几乎没有限制地借贷。　　有一点值得注意，审计署的数据显示，41%的债务本来是要在这两年期间到期的，巧合的是，2012年也正是地方换届之年，很明显，债务不会跟随着职位的升降而被带走。“前人借钱、后人还债”、“谁借的越多，谁在任期内的政绩就越大”，这种融资机制让地方官员存在强烈的借债动力。由于政府背书，银行特别是国有大银行非常愿意提供资金，因为一家城投公司的借款就可以让这些银行完成年度一半的贷款目标额度，省时省力还是老面孔客户。有时，地方政府干脆把银行行长调到地方政府委办局，直接“联姻”。某种程度上，这造成了银行的贷款并不是出于市场的动机有效配置到有融资需求的地方，而是以低利率资金支持地方建设，金融资源的流向不够合理，大量信贷涌入基建项目和一些过剩行业，变成了一种国家“补贴式”的行为，这必然会引发资金使用的效率和风险的问题，同时助长地方政府把“无形的手”变成到处“乱摸的手”，超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然而，包括北京、南昌、济南、福州和兰州等地在内的许多城市，均可在其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未来计划中找到“加强地方融资平台建设、做强做大做实投融资平台”的字句。一、二线城市如此，三、四线城市可想而知，要知道，大量三、四线城市的城市建设更缺钱。　　最近两年，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不同程度地通过“借新还旧”来维持资金循环的现象很普遍。其中，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之一——国家开发银行就不得不提，其被称为中国事实上的“第二财政部”，在地方大举融资的过程中或许扮演了“超级资产管理公司”的角色。国开行向国有银行发行长期债券为自身融资，并依据其使命投资中国各地的基础设施项目。　　再细看还债方面，即地方融资平台如何产生收益。这种“城投债”其持续性显然有风险，大量“铁、公、基”在很多地方如何及时、持续产生正的现金流将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疑问，可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甚至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有可能是“埋”地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地方政府热衷于出让土地，因为土地有些已经划拨到了地方融资平台中，卖得越多越能还债。　　地方融资平台里面除了土地，还有股权、规费和国债。地方融资平台不是设立的，而是被“包装”出来的，只要能达到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均可达融资标准的公司即可。包装一说的另一原因是，这些城投公司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是政府官员兼的，包装得好，有些平台还能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因为资产证券化在地方政府背书的情况下易如反掌。有时候让人迷惑，地方政府是像一家房地产公司，还是更像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抑或是像一家有很多建设项目权益的产权交易所?　　在饥渴中，总会发挥无限的创造力出来，反正我们有红头招牌，有的是可以卖的土地、资产，同时还有自己人给兜底，再饥渴都会搞到水来喝!